4月7日，张家界永定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报，4名外省人员在天门山跳崖，其中女子被及时制止，跳崖前因服毒，经紧急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部门查明，4人均系自杀，排除刑事案件及其他因素。素不相识的4人共同跳崖赴死，将此次事件指向“网络约死”现象。
近年来，国内的自杀干预组织试图对网络留言自杀者进行救援。2018年，时任武汉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现任深兰科学院医学知识图谱首席科学家、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人工智能系终身教授黄智生成立“树洞行动救援团”，运用AI算法识别筛选出社交媒体中疑似有自杀风险的信息，再由救援志愿者判断具体情况、适时展开人工干预行动，迄今为止实现了近6000次救援。
“树洞”一词，源于童话故事——心中藏有秘密的人，对着树洞倾诉，然后用泥巴封好洞口，树洞便会守口如瓶。而在网络世界，“树洞”则是汇聚痛苦的通道，一位抑郁症患者自杀后，他的微博会成为其他抑郁症患者的“树洞”，成千上万条评论揭示着抑郁症患者隐秘的痛苦、孤独和无助。
“树洞行动救援团”的网络劝生者们如何进行自杀干预？如何避免张家界网络约死的悲剧再次发生？南都记者就此专访“树洞救援行动”发起者黄智生教授。
谈张家界跳崖自杀事件属于无严密组织的约死行为
南都：近期，“张家界相约自杀事件”引发关注，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黄智生：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国外，经常是跟邪教有联系的，比如邪教会给人们灌输“世界末日”或者“可以上天堂”等思想。
但在中国发生这样的“相约自杀事件”，跟邪教没有太大关系，没有严密的组织在背后操控，多数是偶然性的，为了死而凑在一起的临时性行为，这可能跟中国文化里个人不希望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有关系，如果一群人一起赴死，那自我判断错误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是我们文化上的特征，希望寻找一个归属感。
南都：如何减少或者避免这种集体行动？
黄智生：我们以前干预过的“集体自杀”行为已经有几十起，多的时候每个月都会获取两三次集体自杀的消息，我们的志愿者会假扮成想死的人去获取信息。集体自杀是有偶然性的，相约自杀的人之间彼此不了解，我们志愿者都是受过职业培训的，知道潜入约死群之后怎么说话，那些真正可能想死的人会对志愿者拷问，所以志愿者需要准备充足的理由，没有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可能会被怀疑，但我们经验丰富的志愿者往往会被留在群里，最后集体自杀基本被我们阻止了。
这次“张家界景区相约自杀事件”，我们现在不清楚是通过什么渠道约死的，是不是我们的树洞机器人遗漏了什么，还是说我们在工作上面缺了什么，我们还需要根据事件最新进展来判断。
谈网络自杀救援汇聚国内精神科、心理科专家教授及志愿者
南都：您是“树洞救援行动”的发起者，是什么契机让您发起网络劝生行动？
黄智生：我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有30多年，一直希望把人工智能应用到某个具体的领域。早在2008年，我的团队和北京工业大学合作过一个项目，由此认识了在抑郁症研究上非常有名的北京安定医院。在和安定医院合作中，我们了解到，80%的抑郁症患者都不是主动寻找医生的帮助，发现这一问题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要怎么找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怎么通过人工智能去做自杀干预。
2018年8月，我偶然读到一篇文章，文中说到新浪微博的树洞，就是微博的主人自杀离开后，很多人到他的微博下面倾诉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痛苦绝望甚至是自杀的想法，这给我们找到他们提供了渠道。
随后，我在我们医学人工智能微信群里发起了“树洞救援行动”，号召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教授和他们的学生参与进来，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响应，我们通过树洞机器人主动发现他们，并相继开展一系列的救援行动。
南都：救援团现在有多少成员？团队构成情况是怎样的？
黄智生：目前树洞行动救援团有700人左右，其中100名是国内精神科、心理科的专家教授，他们主要是给团队讲课的，不参与每天具体的自杀干预；还有200人是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人，比如心理咨询师、博士生、硕士生；其他大概400人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很多人是在网上看到报道之后会想来加入我们。其实先后参加过的有接近2000人，但是流动性很大，因为树洞救援行动没有报酬，也没有政府官方的支持，完全是凭借大家的爱心去做，积极稳定的持续几年的大概有100多人。
南都：成为志愿者的门槛高吗？
黄智生：成为志愿者最主要的标准就是有爱心，因为这是一个无私奉献、没有物质利益的行动。志愿者报名之后要进行岗前培训，需要学习近150页的网络自杀救援指南，这是根据我们五年经验积累总结出的，也是世界首部面向网络自杀干预的指南，会介绍自杀干预的基本知识，遇到情感问题、家庭暴力等不同情况要如何干预。
完成指南的学习考试后，志愿者会进入见习群，见习期间可以看到树洞监控通报并参与救援，同时还需要参加树洞救援培训班，之后在每年8月14日“树洞救援日”为见习志愿者发结业证。
谈自杀干预 自杀前往往会有比较长的犹豫期
南都：您从事自杀干预工作已有十几年了，这些年大家在网络上表达轻生人群和方式有什么变化？自杀的原因一般是什么？
黄智生：人群总体的特征没有多大变化，因为能够利用网络微博来表达自杀想法的都是年轻人，以16岁到26岁的年轻人为主，其中年轻女性跟男性的比例为3：1，因为抑郁症患者中女性也比男性要多一倍，自杀又想在网络上去倾诉的，女性可能性就更大，男性可能想死但说都不说就走了。人们自杀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由于是网络表达自杀是以年轻女孩居多，因此多数都是因为情感问题。
南都：当前网络表达自杀的现象频频出现，这反映出怎样的问题？
黄智生：某种意义来说确实是这样，树洞救援完全是自发的民间公益组织，但心理疏导、心理咨询和自杀干预都需要专业团体参与，在国外可以很容易找到专业心理机构来获得服务。在中国心理咨询还不够普遍，政府对人们精神健康的关注和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已经有能力去把精神健康作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内容之一，给人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活，因此对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来说，我希望能将精神健康纳入政府工作中，或是能有更多的爱心企业支持我们做这项公益工作。我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去中国工作，担任深兰科学院医学知识图谱首席科学家和同济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特聘教授，我们将把精神健康纳入到智慧城市开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中。
南都：树洞行动救援团近几年共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黄智生：根据不完整统计，“树洞行动救援团”成立至今暂时缓解了近6000次潜在的自杀。这里面有几个词，一个是“暂时缓解”，我们还不能说是“救命”，因为阻止一次自杀也不见得是我们的功劳，也无法保证他们之后的情况，因此只能说是暂时阻止。
另一个词是“潜在的”，意思是一个人在想要自杀之前会有比较长的犹豫期，即使我们不进行干预，他也有可能自己放弃。所以一个想要跳楼自杀的人，他可能自己坐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了，如果是我们打电话把他劝下来，这也不能说都是树洞救援团的功劳。因此我们认为那是潜在的、不是肯定要发生的自杀。
南都：自杀干预的成功率怎样？被劝解的人有没有再次选择自杀的？
黄智生：再次选择自杀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因为如果想要自杀的真正原因没有化解，危险就会一直存在，他们有什么现实问题我们都会尽力帮助解决，比如说找工作、就医这些。如果有人看病一直没看好，我们就会给他推荐权威的医院专家，我们专家团队中近100位专家对“树洞宝宝”都是非常热情的支持。我们现在每救一个人就会成立一个5～10人的救援小组，大家经常一起讨论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该怎样实在地帮助他。救一个人至少要一群人陪他三个月，甚至有的长到三四年。接近5年的近6000次的自杀干预过程中，我们发现最终离开的大概有20～30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干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谈AI介入救援 正在开发面向精神健康的聊天机器人
南都：“树洞机器人”目前可以抓取多少数据量？
黄智生： 2021年7月14日以前，我们以抓走饭（一名自杀的高校女生的网名）树洞的数据为主，每天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那里表达自杀的想法，每天可以抓取3000多条信息，每天都会发现200—300人需要帮助。后来走饭的树洞被关闭了，尽管现在能看到，但是不能随便发消息，这些自杀者就分散到千千万万个其他树洞里去了。这给我们找到需要帮助的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一天只能找到30—50个需要帮助的人。
南都：通过机器人抓取判断想要自杀的人，准确率高吗？
黄智生：准确率达到80%，人工智能判断可能会有部分错误，但是这不要紧，因为整个救援的程序是，我们每天发布监控通报，志愿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想救援的人。决定之后，志愿者需要去解读发布人的个人的信息，通过他以前发布的信息来判断，如果计算机判断不准确就不会实施救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算机只是作为初步判断，人工核实可以确保准确性。
南都：通过机器人监测信息，会不会对人们的隐私造成侵犯？
黄智生：我们现在采集的数据都是来自微博，发布信息人的人也知道信息会被人看到，因此我们并没有违反个人数据保护的规定，而且我们收集的信息都是匿名的，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没有通过内部渠道去获取其他的个人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涉及个人隐私问题。
南都：树洞行动救援团现在开展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未来还有哪些计划？
另外，现在我加入了中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深兰科技，担任深兰科学院医学知识图谱首席科学家，我们正在开发面向精神健康的聊天机器人，希望发挥深兰人工智能产业落地优势，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减少人工干预的时间。采写：实习生 尚咲 南都记者 刘嫚
https://new.qq.com/rain/a/20230417A02VXV00
https://new.qq.com/rain/a/20230422A019L400
